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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由张我军引进了新文学的火种，在1924年展开了新旧文学论战。来年元旦开始，鲁迅的一系列作品就被当作新文学的典范刊登在《台湾民报》上。[1]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以1937年的中日战争为界，分别透过中文与日文书刊的译介，认知了鲁迅反法西斯、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光复初期台湾进步文化人以日据时代以来对鲁迅晚年思想「左倾」的认识，与外省来台作家结盟，共同标举「鲁迅的战斗精神」，在光复一年后的台湾文化场域掀起「鲁迅热」；并以此对国民党政权依附在美国的军事与经济的援助下，发动内战，践踏了民意所归的「政治协商会议」议决出「和平建国纲领」，表现了抗争到底的决心。

鲁迅的作品1928年被介绍到日本，1930年前后因《阿Q正传》的日译，鲁迅在日本逐渐受到敬重，开启了日本的「鲁迅学」的序幕。三O年代，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渐抬头时，在东亚反法西斯的文化阵在线，作为中国的作家，鲁迅率先登上日本文坛，开辟了「弱小民族」在日本的文化阵地，让日本普罗文学界开始注意台湾、「满州」与朝鲜的作家，也打开了日本人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视野。随后台湾作家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先后以〈新闻配达夫〉(《文学评论》1934/10）、〈牛车〉（《文学评论》1935/10）、〈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改造》1937/4）陆续登上日本文坛，三人也经常在《改造》、《文艺》、《新潮》、《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以及《文艺首都》、《文学案内》、《文学评论》、《星座》等左倾杂志上活动。尽管在台湾因为汉文栏的禁刊，以及大陆中文书刊的取得比起二O年代更不易，但他们透过这些杂志却得以了解中国反法西斯、反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本文首先回溯日据时代台湾的鲁迅接受史，将以「翻译鲁迅」的现象说明中、日、台「地下火」之一脉相连，描述二战前国际主义的普罗文学运动的文化场域之一隅。进而探讨光复初期「鲁迅热」现象蕴含的政治抗争的现实意义，乃在于两岸（台湾、上海）文化界藉由纪念鲁迅而结盟，共同表达他们对国、共内战再起的抗议，催生「和平建国纲领」的落实。[2]

二、鲁迅思想的翻译传播构成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台湾作家透过中、日文的文学出版品，对鲁迅一点也不陌生。下村作次郎在〈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与鲁迅〉的结语中提到：「鲁迅作品之所以在战后立即被台湾文坛所接受，是源于日据时期起台湾作家本身便喜欢鲁迅的作品，而孕育了接纳鲁迅文学的土壤。」[3]下村从文学品味解释台湾作家对鲁迅的接纳，显然忽略了鲁迅思想才是台湾文化人援引作为介入现实的利器。中岛利郎的〈日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其接受的概观〉[4]一文，对日据时期的「鲁迅接受史」作了考察，他将日据时代台湾对鲁迅的接受史分为三期：1923年至1931年转载鲁迅作品为第一期，「由到大陆的张我军将作品转载于《台湾民报》的形式进行的，还有，也有相当正确地掌握而加以评论的像蔡孝乾这样的人。他们都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蔡孝乾在〈中国新文学概观〉（《台湾民报》第3卷12号到17号，1925/4/21～6/11）评论鲁迅的《吶喊》，是台湾第一次出现关于鲁迅的评论。第二期为1932年到1936年，这个阶段是台湾作家登上日本杂志的阶段，台湾作家或是购读鲁迅的中文作品，或是阅读日文译本以及日文杂志上的鲁迅介绍以理解鲁迅。这两个阶段的鲁迅接受史，从1925年1月1日开始在《台湾民报》转载鲁迅的作品，作为台湾新文学学习的典范，一直到1932年的《南音》、1933年的《福尔摩沙》都还出现。而关于鲁迅的消息与思想评论，也不时出现在《南音》、《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台湾日日新报》上。第三期为1937年至1945年，由于出版物禁用中文，鲁迅作品的转载已不可能了，连「直接写其介绍和动向的文章也都看不到了」，中岛认为是「鲁迅文学的内在期」。这个阶段只有龙瑛宗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改造》1937/04）中描写林杏南的长子述及「佐藤春夫译的鲁迅的〈故乡〉给我深刻的感动。......我想看看《阿Q正传》」却没有钱买云云。另外龙瑛宗在《文艺首都》（8卷10号，1940/12）发表〈两篇狂人日记〉比较了果戈里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岛利郎针对台湾刊物上转载、介绍鲁迅作了考察，虽详尽考察了日据时代台湾的鲁迅接受史，却未进一步分析台湾作家对鲁迅思想的认知。追溯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鲁迅土壤，自然也包括了台湾作家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认知。[5]就当时两岸「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历程来看，对台湾作家而言，鲁迅一直有着「同时代性」（contemporary）。他们共同面对着中国近代以来反殖民、反封建的时代课题。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购读中国新文学的作品的情形，以锺理和为例，他1957年10月30日给廖清秀的书简曾回忆，1930年前后：「由高雄嘉义等地购买新体小说，当时，隔岸的大陆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学风起云涌，像鲁迅、巴金、老舍、茅盾、郁达夫等人的选集，在台湾也可以买到。这些作品几乎令我废寝忘食......」这大约是锺理和十六岁的事[6]。另外，我们还可以从目前赖和与叶荣钟公开的藏书目录中进一步考察，他们收藏大陆出版的杂志、书籍一直持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这些收藏几乎囊括了鲁迅所有的作品。除此之外还包括其它作家，如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瞿秋白等人的作品与理论。[7]赖和还收藏了许多以鲁迅为首的「文学研究会」一脉的《小说月报》、《京报副刊》、《语丝》、《莽原》、《奔流》等杂志，以及1932年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北斗》，其中也有自由主义派的《现代评论》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赖和也收藏了一系列鲁迅翻译俄国、日本的作品与理论，包括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理论。[8]如此看来，从新文学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27年的「革命文学」时期的文学刊物、作品、理论，台湾都可以直接购读。

台湾作家掌握中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思想演变最显著的例证是叶荣钟1930年6月由东京新民会发行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文中除了介绍「文学革命的推进」、「新文学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叶荣钟提到了：有人宣言「阿Q的时代是死去了的」，「但《阿Ｑ正传》不应因此而失掉他的光辉和价值」。在「文坛的派别」中叶荣钟第一个介绍「创造社派」，「是奉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派......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似乎有些瓜葛，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火并的时候，受着很凶暴的压迫，《创造月刊》被禁，创造社也被封锁，领袖人物如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等均亡命日本。」[9]叶荣钟介绍了发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因应国民党「清党」之举，而兴起的「革命文学论」。转向无产阶级运动的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由于受到苏联和日本等国无产阶级运动左倾机械论的影响，向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家鲁迅、茅盾等人开刀，钱杏邨因此写下〈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03）。叶荣钟尽管对创造社受到凶暴的压迫亡命日本深表同情，但对《阿Ｑ正传》的光辉和价值的肯定，表达了他对鲁迅批判革命不是呼口号的认知。

1931年日本发动「满州事变」，在台湾岛内实施对社会运动的镇压，此后大陆书籍取得逐渐不易。三O年代以后，台湾对鲁迅思想与左翼文艺理论的吸收，主要是透过日本综合杂志与左翼文化阵线翻译、评论、出版等「传播鲁迅」的管道。[10]虽然普罗文学最早源自苏联，但中国「普罗文学」的火种主要是借助日本传递过来的。因此就像中国的左翼作家联盟透过东京支盟打开一条逃避国民党肃清的通道，台湾一样是透过日本的左翼文化阵线吸取普罗文学的养分，并且与中国的左翼文化界互通声息。举龙瑛宗为例，他晚年曾回忆道：「我于昭和初期，阅读过以日文叙述瞿秋白的著作，现在乃[仍]想读他和闻一多，陈独秀，郭沫若的诸作品哩！......昭和初期作家郭沫若以日文在《改造》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蒋介石论〉。」[11]郭沫若的〈蒋介石を访う〉是发表在《改造》1937年12月的 『南方支那号』，在此之前的《改造》杂志因为中国发生「西安事变」，就极注意国、共合作的动向。6月份曾刊出西方倾共记者スノー（Edgar Snow，斯诺）会见毛泽东，访问共产党的对日政策，以及スメドレー（Agnes Smedley，史沫特莱）评论西安事变与国共合作文章。此后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前，《改造》就不断出现有关延安方面的报导。除了Snow、Smedley，还有日本进步文化人山上正义、增田涉与尾崎秀实等人，或担任翻译的工作，或是直接声援中国反法西斯的运动，是《改造》上经常出现的名字。[12]而日本自1935年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曾经在岩波书店出版了《鲁迅选集》。不久，改造社又出版了《大鲁迅全集》（1936/04～1937/03）。这套全集的编辑顾问是茅盾、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与佐藤春夫，译者是增田涉、山上正义、鹿地亘与日高清磨瑳等人。

「七七事变」爆发前，台湾岛内报刊杂志的汉文栏被禁，言论思想的控制也日趋紧缩，杨逵为了延续《台湾新文学》的寿命，于1937年6月第二度前往日本，「得到《日本学艺新闻》、《星座》、《文艺首都》等杂志的支持，把《台湾新文学》寄生于他人的杂志内」，9月返台。不料「十月二十日，报载日本开明份子被捕了百余人。」、「到东京谈妥的计划已经完全落空」，交给改造社预定在《文艺》月刊刊登的作品〈模范村〉也因此被退回台湾[13]。杨逵当时在日本购读了萧军的作品《第三代》，写下〈《第三代》及其它〉一文，发表在日本的杂志《文艺首都》（第五卷第九号1937/09），呼吁中日文化交流，并引了胡风发表在《星座》上的文章，批判日本作家「安于过小康的绅士生活」：

我们知道，日本文坛到现在为止还不肯承认中国现代文学。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意思要用泥脚踏进绅士的客厅。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只是要作日本文坛的对手，还希望透过青涩的文学告诉日本读者，特别是先进的读者，让他们知道中国文学如何受到欺压，如何努力站起来，如何在失败和牺牲中改造自己。

对于日本文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冷漠，杨逵表明「我们殖民地的人们多半有相同的感慨」。对于萧军的《第三代》描写被凌虐的人接二连三沦为马贼的经过，杨逵说：「我们天天被人家教我们称为土匪、共匪、什么匪、什么贼」的，「其所谓马贼，其实并不是我们常听说的那种可怕的强盗，而是逐渐成长为一股和欺凌者敌对的势力」[14]。从「满州事变」到「芦沟桥事变」，在帝国主义气焰高涨与的民族存亡危机感中，鲁迅与胡风多年来致力于让满州、朝鲜、台湾等同被日帝侵略的「弱小民族文学」登上中、日文坛。杨逵在日本购读了《第三代》，正是此一成果之一。胡风同时又从日本《文学评论》上将杨逵的〈送报夫〉与吕赫若的〈牛车〉翻译成中文，分别刊登在1935年5月的《世界知识》和8月与《译文》。1936年4月，加入了张赫宙等朝鲜作家的小说，由巴金创立的文化出版社发行《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山灵》。诚如横地刚所指出的：

在上海介绍台湾、『满州』、朝鲜作品，证明了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台湾与上海的文学家是站在同样的土壤上的。战争的扩大违背了侵略者的意图，殖民地下的作家竟通过日语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会开辟了一个空间。[15]

台湾光复后，杨逵才知道下半部在《台湾新民报》刊登时被禁的《送报夫》，曾翻译成中文在「祖国」流传。虽然未曾与鲁迅、胡风搭上线，但是杨逵1937年读到《第三代》时，「觉得有难以言喻的愉快」，马上领悟了此书的意义，呼应了鲁迅与胡风。

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化人透过日本进步刊物与反法西斯文化阵线，不但清楚认知「鲁迅左倾」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也体认了鲁迅反蒋政权的「战斗精神」。叶荣钟在《南音》半月刊一篇署名「擎云」的〈文艺时评--关于鲁迅的消息〉[16]中，就表明希望看到鲁迅「左倾」以后的作品：

我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接到左倾以后的鲁迅的作品，但这或者是很难的事吧。据林守仁氏的报告，现在的鲁迅「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这是鲁迅对他讲的）哩。（原载《南音》一卷三期，1932/2/1，底线为笔者所加）

叶荣钟的文章开头第一段，就用极严厉的话批评蒋介石的政权：

自从蒋皇帝登极以来，中国闹了好几次的清共惨案，几多有为的左翼作家，杀头的杀头，投狱的投狱，其余便是逃来逃去在亡命着。我们所敬爱的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自从《壁下译丛》－一九二九年出版－以来至今完全不能接到他老人家的作品，所以很感到寂寞。

叶荣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不但知道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蒋介石变成了「蒋皇帝」，还知道他闹了几次的清共惨案。叶荣钟文章中的「林守仁」就是日本进步记者山上正义的中文笔名。

山上正义在日本1928年3月《新潮》曾发表过一篇〈鲁迅を语る〉（〈谈鲁迅〉），其中有一段山上正义描述了与时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的鲁迅，在广州共同度过国民党「清党」的经验：

鲁迅一直看着工会纠察队走过去，他说「真不知耻，昨天还在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却在到处搜捕共产党系统的人了」。经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支队伍是右派工会的，他们充当警察局的走狗，正在干搜捕左派工人的勾当。[17]

丸山升评论山上正义的这段文字：「只有对于蒋介石的反共政变而使革命受到挫折，感到悲愤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也是日本的杂志第一次介绍鲁迅[18]。山上正义描写与鲁迅在广州共度的「清党」的经验，不仅捕捉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反革命」的气氛，也掌握了鲁迅对「革命」竟成「复旧」的激愤之情。当时对时局观察相当敏锐的鲁迅，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两天曾写下一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从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谈到后方普遍陶醉于庆祝革命胜利的气氛，对革命力量的消亡感到忧心，其中提到：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19]

果然，两天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山上正义受鲁迅委托，展开翻译《阿Q正传》的日译工作，但完成时已经是两人1930年前后重新在上海会合的事了。此书1931年10月以《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为名，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丛书」的一册，由日本东京四大书院出版。这本《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还应鲁迅的要求，为了纪念同年2月牺牲的「左联五烈士」，在卷首附上李伟森、殷夫、冯铿、宗晖的肖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词。在〈阿Q正传〉正文后面收录了胡也频、柔石、冯铿、戴平万的作品和小传。尾崎秀实化名为「白川次郎」，为此写了书序〈谈中国左翼战线的现状〉，抗议国民党的血腥暴力。「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ナップ》（纳普）也在隔月的杂志上，刊出由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翻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国民党の作家虐╳に対する中国作家联盟宣言宣言〉，以及鲁迅化名为「L·S」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と先驱の血〉。

《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译者林守仁（山上正义）写了一篇介绍文〈关于鲁迅及其作品〉。叶荣钟文章中「据林守仁氏的报告，现在的鲁迅『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就典出这篇介绍文。这句象征鲁迅左倾后亡命情状的话语，后被增田涉的《鲁迅传》（《改造》，1932/4）引用而著名。增田涉着的《鲁迅传》，由顽铁译成中文，连载于1934年12月18日《台湾文艺》2卷1号至1935年4月1日2卷4号。「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这形容鲁迅战斗精神的一句话，不仅一再出现在日本作家介绍与悼念鲁迅的文章中，也一再被台湾作家引用。除了上文叶荣钟的〈文艺时评--关于鲁迅的消息〉，鲁迅逝世时，出现在《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11/5）的卷头语〈鲁迅を悼む〉（悼鲁迅），系出自代替杨逵主编的王诗琅的手笔。其中对鲁迅的评价是：

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其对现实执拗不懈的炽烈的批判，成就大半的文学价值。......虽然他生活在『逃命的脚比执笔的手还要忙碌』奉为真理的地方，正因为他锲而不舍的态度与努力，才有今天的存在。

同一期杂志上，有黄得时写的〈大文豪鲁迅逝く〉，除了介绍鲁迅的文学生涯，并详论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与《中国小说史略》。文末黄得时罗列鲁迅作品引人注目的是，最能体现鲁迅战斗精神的杂文集，皆一一罗列，仅有《且介亭杂文集》与小说《故事新编》未被列入，除了鲁迅翻译的作品外，几乎涵盖了鲁迅所有的作品集。另外，叶荣钟的藏书中也包括这些杂文集：《华盖集》（1926）、《华盖续集》（1926）、《热风》（1925）、《而已集》（1929）、《三闲集》（1932）与《伪自由书》（1933）；前两本也在赖和的藏书中。可见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对鲁迅的认识，不仅止于他小说创作的成就，也不仅出于对鲁迅作品的喜爱，还在于对鲁迅批判现实始终不懈的战斗精神的体悟。

鲁迅思想与中国反法西斯运动的传布，说明二、三O年代以来，中、日反法西斯的「地下火」是连成一脉的。而这些通通构成阅读日本《改造》、《ナップ》（纳普）等杂志的台湾作家认知「鲁迅战斗精神」的土壤。尽管战争期间，鲁迅思想在台湾受到日帝的压抑，但此一火苗未曾熄灭，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此一「地下火」为了对抗专制腐化的官僚统治再度在台湾文化界的延烧。

三、台湾光复初期标举「鲁迅战斗精神」的现实意义

1945年日本战败，历经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台湾终于光复。对日胜利后，国民党忙于「接收」，并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势力，期望在完成「攘外」之后能继续抗战前剿匪的「安内」大业。然而，抗日战争的经验，中国进步文化人或深入解放区，或随着国民党政权长途跋涉「流亡」至重庆。这些下乡经验无疑深化了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也使他们意识到现实主义美学要求「文艺大众化」的迫切性。进步文化人此一「习性」的养成，战后又因国民党政权在「接收」过程中的腐败乱象频生，国民党政权因此被他们视为封建、专制、官僚的政权，不但是旧社会封建势力的化身，也是追求现代化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或建立民主、法治国家所要打到的对象。这是国共内战期间，原本对「联合政府」寄予高度厚望的中国知识文化界，以及所谓「中间派」的第三势力，最后以选择认同共产党做为他们的实践逻辑的原因。尤其是战后国民党一连串对「异议份子」的迫害，强化了进步文化人把建立「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的情势下，「鲁迅的战斗精神」发挥了召唤文化人结成统一文化阵线的作用。「鲁迅的战斗精神」作为光复初期台湾省内外文化人沟通的语境，也是他们共同推许并发扬的文化资本。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来台后一再标举「鲁迅的战斗精神」，他说：「抗战到底是鲁迅毕生的精神」，「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鲁迅的精神〉1946/11/1《台湾文化》）。光复初期台湾文化人秉持日据时代以来对鲁迅晚年思想「左倾」的认识，与外省来台作家结盟，共同标举「鲁迅的战斗精神」，呼应上海扩大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号召，藉由纪念鲁迅表达他们对内战的抗议，以此展开民主的抗争。

1946年10月国民党官方在台湾纪念「光复一周年」时，台湾文化人响应的是上海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文化界在短短的一年之内从「三民主义热」演变为「鲁迅热」。尽管从1946年以后，「台湾人奴化」的论争持续白热化，显现了光复后台湾社会持续蔓延的「省籍隔阂」。但两岸进步文化人却不在此省籍偏见的局限中，他们努力突破中日战争经验中身份、位置不同形成的差异性，极力促成两岸文化的交流。

上海文化界继1946年10月4日抗议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举行追悼会后， 1946年10月12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发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告＞，文告中提出纪念鲁迅先生要阐明鲁迅的道路、发扬鲁迅的精神，表明此一活动是「当前争取和平、民主、改革、建设的运动里面的重大事件」，「纪念鲁迅先生应该成为新文化、新文艺现有成就的总检阅和总批判」，号召全国一切人民团体、文化文艺团体、教育团体发动这个纪念。[20]

10月19纪念会当天，龙瑛宗主编的《中华日报》「文化」栏与王思翔主编的《和平日报》「新世纪」副刊，在台湾响应了这个活动。龙瑛宗刊出了自己的一篇〈中国近代文学の始祖─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に际して〉和杨逵的诗作〈鲁迅を记念して〉。杨逵的诗作翻译成中文〈纪念鲁迅〉同步刊载在《和平日报》「新世纪」。说明两个副刊互通声息、有志一同。龙瑛宗的文章开头即表明：上海文化界盛大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因此响应各界新闻刊出鲁迅纪念特刊。龙瑛宗在〈中国近代文学の始祖─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に际して〉一文中，介绍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践者，与推动木刻运动的先觉者，介绍俄国果戈里、高尔基与波兰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到中国来，并指出鲁迅的〈狂人日记〉比诸果戈里的同名作视野宽广。翻译成多国语言的〈阿Q正传〉，捕捉了弱者向强者献媚的一面，此一中国人的典型已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龙瑛宗推崇鲁迅的精神是：「唤起民族精神觉醒的永恒之声」。早在1940年龙瑛宗发表〈两篇狂人日记〉（《文艺首都》8卷10号，1940/12）时，「把鲁迅、果戈里、福楼拜比并讨论，肯定鲁迅的政论性和生硬，『非但没有销毁身为人类的伟大，反而悲剧性地修饰了他的一生』」[21]，即已高度肯定鲁迅现实主义的战斗性。杨逵的诗作〈纪念鲁迅〉，中日文稍有不同，但文意同样标举鲁迅革命的战斗精神：

吶喊又吶喊，真理的叫唤；

针对恶势力，前进的呼声！

敢骂又敢打，青年的壮志；

一声吶喊，万省回应；

如雷又如电，闪闪，烁烁！

鲁迅未死。我还听着他的声音！

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

（为十周年纪念作）（1946/10/19《和平日报》「新世纪」）

《和平日报》「新世纪」副刊从10月19日到21日连续三天刊许寿裳、景宋（许广平）、秋叶、杨蔓青、楼宪等人纪念鲁迅的文章，[22]其中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虽然是转载自1937年《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但却是与《希望》第2集第4期1946年10月18日同步转载的。胡风指出鲁迅：「表现出来的是旧势力望风奔溃的他底战斗方法和绝对不被旧势力软化的他底战斗精神」，「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这原因就在于他底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和平日报》「新世纪」副刊1946/10/19）

继龙瑛宗之后接编《中华日报》文艺性副刊的江默流，从1946年10月31日「创刊号」起，在每周一期的「新文艺」副刊上，陆续转载林焕平的《文艺欣赏论》。前面两篇〈看了阿Q，不知阿Q为人〉（1946/10/31）、〈阿Q相〉（1946/11/7），从现实主义的文艺美学批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针对朱光潜所谓：「在欣赏文艺时，我们暂时忘去自我，跳脱意志的束缚，由意志世界移到意向世界，所以文艺对人生是一种解脱」，批评道：「不是像手淫一样，过了那一回儿时间，就索然无味了吗？不是像喝醉酒一样，酒醒了，反觉苦累吗？不是看了阿Q，而不知阿Q是怎样一个人是一样的吗？」林焕平进而指出阿Q的形象构成「典型人物」的社会批判性，由此指向历史发展的社会动力。林焕平突显鲁迅作品对现实的积极介入性，与台湾作家突显鲁迅的「战斗精神」，在美学品味上都是基于现实主义文艺美学的理念。

《台湾文化》虽没能及时赶上在10月的创刊号推出纪念号，但随后11月出刊的《台湾文化》第二期也推出「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这一期《台湾文化》的「文化动态」中有一条即是「十月十九日之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沪(笔者案:上海)各艺文团体联合举行纪念会，并在各重要杂志报章出刊纪念特辑」，说明了《台湾文化》的「鲁迅特辑」亦在此一波以纪念鲁迅为名，争取和平、民主、改革、建设的运动行列之中。[23]发表纪念文章的有杨云萍、许寿裳、田汉、黄荣灿、谢似颜与雷石榆，[24]并转载了《文艺春秋》上陈烟桥谈鲁迅与中国新木刻的文章，以及《文萃》上高歌译的〈史沫特莱记鲁迅〉。在〈史沫特莱记鲁迅〉一文中，Agnes Smedley生动地纪实了鲁迅在上海租借区如何「用手写不及用脚跑的忙」，也纪录了1931年2月21日，二十四个青年艺术家（包括左联五烈士）从监狱拘提后被枪毙、活埋的事件对鲁迅的冲击。鲁迅当天晚上写下的〈写于深夜里〉，托史沫特莱翻成英文发表在国外杂志，控诉国民党的罪刑。这样明白的记载国民党迫害「异议份子」，迫害「共产主义者」的文字，在鲁迅的好友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任内被默许，很难说不会使对国民党失望的台湾青年产生影响。二二八事件以后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台湾迅速扩编，「鲁迅的战斗精神」应该也发挥过效应吧？此乃根源于台湾文化人清楚地认知「内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这意味着全国民意所寄望的「和平建国纲领」的被撕毁与被践踏，孙文以来以「国民革命」为号召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又再次受阻。这样的情境正是阿Q所遭遇的「不准革命」的再现。

1946年国、共内战开打之际，龙瑛宗为了反内战而高喊「和平、奋斗、救中国」（〈停止内战〉，《中华日报》1946/10/23）。杨逵写了〈阿Ｑ画圆圏〉说：「我们与阿Q一点不同的，就是，他『不多时也就释然了』，而我们都生涯未得到释然这一点」、「打倒敌人以后，时间已过了不短的一年余了，我们总愿意结束一番武剧，来编排一出建设的新戏，拖来拖去总难得使这个圆圈画得圆圆的......虽有几个礼义廉耻之士得在此大动乱之下再发其大财，平民凡夫在饥寒交迫下总不会喜欢他们的」（《文化交流》：17，1947/01/15）而当年在国民党治下的鲁迅「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的亡命情状，又出现在龙瑛宗和杨逵介绍鲁迅的文章中。龙瑛宗说：鲁迅的文学生涯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得忙」，所以鲁迅的文学中，「具威势且一针见血的杂文比整合性的长篇来得更多」（〈中国新文学の动向〉《中华日报》1946/08/15）。杨逵也说：

他（鲁迅）经常作为受害者与被压迫阶级的朋友，重复血淋淋的战斗生活，固然忙于用手笔耕，有时更忙于用脚逃命。说是逃命，也许会令人觉得卑怯，但是，笔与铁炮战斗，作家与军警战斗，最后，大部分还不得不采取逃命的游击战法。[25]（底线为笔者所加。）

当时杨逵将《阿Q正传》翻译为日文，出版中日对照版，1947年1月由东华书局出版。杨逵为何独在鲁迅作品中挑选《阿Q正传》？山上正义在《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的序文或许提供了理解杨逵的选择的线索：[26]

《阿Q正传》写的是什么呢？......它写的是发生在一个寒村的「国民革命」的一次运动，如何被传统的势力所打败，如何的妥协、被欺骗了，最后实质上是没有得到什么变革而告失败，以及这次「革命」的结局得利者是谁，在那次「革命」中，真正受损失的、被剥夺的又是谁。

这篇小说是十年前创作出来的，鲁迅是目睹过距今二十年前的辛亥革命和这次革命的失败而写了这篇作品的吧。然而，这对于了解辛亥革命以来二十年中、以彭湃的浪潮统一中国全国的三民主义革命真实情况的人，读过这篇小说难道不会发现鲁迅早在十年前就察知今天的事，并且预先道破了今天徒有其名的三民主义革命的罪过、失败的真实意义吗?然而在今天，超越这个三民主义革命的失败和毫无意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正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展开革命的新的进军之中 。

这个革命，同辛亥革命，同三民主义革命是断不能同日而语的。[27]（底线为笔者所加）

战后日本评论家刚崎俊夫评论这段话说：「山上明确地抓住《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批评。这种评价是先驱的，因为以后的种种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丸山升说这是山上正义与鲁迅共度「清党」的体验，使他能把「四一二政变」和辛亥革命相结合的理解。[28]山上正义这段对《阿Q正传》的评论，不仅适用于三O年代「国民革命」中挫的背景，也适用于四O年代后半期国、共内战的背景。正因为《阿Q正传》「预先道破今天突有其名的三民主义革命的罪过了、失败的意义」，杨逵在战后初期选择《阿Q正传》在台湾重刊，不也直指了国民党政权标榜「三民主义」的破产？

国、共内战的爆发，意谓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因抗战胜利而「失败」。孙文以来以「革命」为号召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又再次受阻，这样的情境不正是阿Q所遭遇的「不准革命」的再现吗？杨逵抓住鲁迅一再批判的「革命」胜利后竟使「革命消亡」而沦为「复旧」的要义，选择中日对照出版《阿Q正传》，绝不只是因为它是鲁迅的成名作。更重要的是在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课题获得初步成功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建立一个兼具民族独立与民主体制的「新中国」；而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才正要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五O年代牺牲于白色恐怖时代的蓝明谷也曾将鲁迅的《故乡》翻译成日文，以中日文对照版由现代文学研究会于1947年8月在台湾重新发行，蓝明谷在前言〈鲁迅和其〈故乡〉〉中提到：

如今回顾「五四」以来的历史，即可看到这些领导人中，除有的成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倒在封建军阀凶刀之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自封的所谓的领导者，他们或是中途与敌人妥协，或是意气沮丧地向「安全地带」逃避。

然而中途不变节，自始至终都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的也并非没有，鲁迅就是其中一个。[29]

蓝明谷同样也精确地掌握了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抗日胜利后，台湾人看着政治权力场域表面上宣称「和平建国」，却不顾战祸连连造成的民生疾苦，发动内战争夺政权，全国民意所寄望的政治协商会议议决的「和平建国纲领」被弃置，终于见识到了「不准革命」。

在1947年全国各地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的运动风潮中，台湾也发生了「二二八事件」。《阿Q正传》的场景从三十几年前的绍兴搬到了台湾，「不准革命」让成千的外省人、台湾人尸首异处。阿Q还可以画圆圈、游行示众，而二二八事件被秘密处刑的有些连尸首都找不到。亲眼在台大医院目睹这场事件发生时的锺理和，在1947年2月28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大量喊打外省人与激昂情绪的「群众之声」，与陆续被搬进医院的伤者、尸首的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锺理和评语道：「提起外省人，台湾人全都一个情绪--恨」。1997年重新出版的《锺理和全集5》，补遗了1976年远行版主编张良泽因戒严体制而删除部分敏感的部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药局年轻福佬人的话「人们说台湾必须经过三个阶段才能得到和平。即一、欢迎。二、......。（案：字迹模糊）三、革命。」可怜他和一般人一样以为这回的事情即是革命。（底线为笔者所加）

锺理和显然不认为台湾人打「阿山」的省籍情绪发泄是所谓的「革命」。在三月二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基隆的「蓝先生」[30]来看他，说学校罢课了，「不过这倒好像和这次的事件没有关连，而是响应国内的罢课的」，接着锺理和想起了前一天来探望他的一位名叫「锺枝水」少年的话：「就是没有二二七的事情，过几天也免不了要发生某种事情的」，锺理和称赞他的谈话是有「见识、胆量、精明、真理」的。两者照对，则锺理和对台湾人把对国民党接收政权的不满转化为「打阿山」的省籍情绪是不以为然的，但对响应全国「抗议美军暴行」--作为「民主运动」之一环的「罢课」，则是予以肯定的。锺理和早在光复之初的1945年10月28日，在北平所写的日记里，曾提到：「鲁迅的路子在现在是行不通的。他太激烈、太彻底了。把这法子适用于现在，那是傻子才肯作的。因为这不啻自动的断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一辈子甘愿作奴才。聪明人是不走这条路子的。」锺理和模拟了鲁迅杂文的讽喻性，对「劫收」的官员大大地讥刺了一番[31]。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6月许寿裳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由「台湾文化协进会」出版，是杨云萍主动向许寿裳提出而进行编辑的工作。[32]10月许寿裳又在上海峨眉出版社出版《亡友鲁迅印象记》。杨逵、蓝明谷与王禹农翻译成日文的鲁迅作品，包括《阿Ｑ正传》、《狂人日记》、《故郷》与《药》，[33]也陆续以中日文对照的方式出版，表面上是为了要推动「国语运动」，但从他们翻译出版的鲁迅小说皆涉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充分显示有意藉由传播鲁迅思想来对抗二二八事件以来的清乡镇压。来台的进步文化人与台湾文化人一致标举鲁迅的战斗精神，显现两岸文化界为了对抗国民党的专政而站在同一文艺阵战线上。

二二八事件后，标举鲁迅战斗精神、文艺思想的文章持续在台湾的文化场域发挥效应，直到1948年2月在台湾宣传鲁迅思想最力的许寿裳被暗杀后，「鲁迅热」虽然被迫冷却下来，却更加强化了文化人建立统一文化阵线对抗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决心。在杨逵的呼吁下，两岸文化人在「桥」副刊集结，展开以文学议论介入现实的抗争行动。国民党政权迁台后，「鲁迅」的名字与思想逐渐在台湾文化场域被「噤声」。然而靠着「地下」二手书店的传播，「阅读鲁迅」的私密经验却不曾止息。台湾作家陈映真藉此体悟到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就是个鲜明的例子。直到1987年戒严令解除后，在台湾「阅读鲁迅」的禁令才得以开放。

四、结语

台湾作家虽很早就认知鲁迅作品深刻的批判思想，但受制于殖民地的关系，到了1937年以后却不得不透过日本的「窗口」关注鲁迅的动向。日本对鲁迅的注目稍晚于台湾，1928年3月山上正义在《新潮》杂志上刊登〈谈鲁迅〉，是鲁迅的名前缀次在日本文坛出现，1931山上正义译的《支那小说选--阿Q正传》对鲁迅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日本文坛有深远的影响。1926年7月《改造》杂志推出「现代支那号」后，就开始介绍、刊载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作品，从而注意中国的政治动向。台湾作家叶荣钟、杨逵、龙瑛宗、王诗琅、黄得时在日据时代透过日本进步作家山上正义、增田涉、尾崎秀实、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内山完造与佐藤春夫，以及西方记者Snow与Smedley，以及祖国作家茅盾、胡风、许广平、萧军、萧红等等与鲁迅站在同一阵在线的进步作家，深刻地体会到鲁迅的「战斗到死」的精神。而让鲁迅战斗到死的正是从「阿Q」的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准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复辟」。

抗日胜利后，在台湾的两岸文化人看着政治协商会议议决的「和平建国纲领」被弃置，内战爆发，以及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终于见识到了「不准革命」。也因此战后初期台湾文化界响应上海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一致援引「鲁迅的战斗精神」，作为反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文化资本。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界再现「鲁迅的战斗精神」以抗议内战爆发与国民党高压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显现台湾文化界传承了二、三O年代以来中、日传播鲁迅思想的反法西斯运动的「地下火」。战后在世界冷战结构下，此一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随着美国势力的介入东亚，致使日、台左翼思想的转向，与走向极左的红色中国分道扬镳，三O年代鲁迅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也被束之高阁。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幽灵重返二十一世纪、逐渐流露出法西斯主义的烟硝味，今年(2006年)正逢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揭示鲁迅思想的翻译、传播而成的中、日、台三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思索其对东亚和平的启示意义，台湾的思想界有必要再次与鲁迅相遇。

本论文的写作过程，承蒙日本福冈的横地刚先生提供资料与宝贵意见，于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论文原载於绍兴文理学院暨北京、上海、绍兴鲁迅纪念馆主编《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页65-76， 河南郑州:大象出版社。